[名師風采]溯本求源🤖：“歐化語法”的由來

【名師風采】溯本求源：“歐化語法”的由來

在晚清民初時期，與“譯述”之風並行不悖的是“直譯”方法的運用，甚至在同一部譯作中👨🏻‍✈️，“譯述”和“直譯”兩種方法會同時使用♢，其結果是中國化的人物語言🧑‍🎓🏇🏻、典故、稱謂等與音譯的專名和西方的事物奇怪地嫁接在一處。

新文學人士對於“直譯”的提倡不僅僅是在表達對晚清民初“譯述”之風的不滿，而更為重要的是為正在草創期的現代白話提供可模仿、參考的資源。翻譯，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時期🏄🏼‍♂️，成了“改造”漢語的利器🫵🏽🫷🏻，“歐化”成了輸入新表達法👍、豐富現代漢語的捷徑。

語法書往往具有規則製定者的身份，比附英文語法的《新著國語文法》的出現，使一套適用英文語法的術語堂而皇之地進入漢語當中，以執法者的身份規約著漢語的行為🤌👼🏼，這在某種意義上等於賦予了歐化文法以合法的身份。

歐化語法從何而來，似乎沒有爭議，對此王力先生早就有精辟的論述🚶‍♂️‍➡️：“談歐化往往同時談翻譯，有時差不多竟把二者混為一談。這也難怪𓀆，本來歐化的來源就是翻譯，譯品最容易歐化”。這是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遣詞造句之際不外乎有兩種選擇🆓：一是順著原文的語序填補上對應的中文詞塊👷🏿，遇到中文沒有的詞隨即把西文的詞或音譯或意譯地引了來；二是把原文的意義融會貫通，重新用漢語的方式將其付諸筆端，用漢語的詞來解釋各種西文新名詞。順著原文的詞序比較地省力，而引進新詞自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國文人熱衷之事，所以王力先生稱翻譯是歐化的來源，可以說是一語中的❗️。然而，盡管對於歐化的來源似沒有爭議👩🏻‍🦯‍➡️，而對於“歐化語法”自何時開始出現於漢語當中👼🏻，在怎樣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得以成長🚀，進而如何對“歐化語法”加以界定等這一系列問題仍有待辨析和闡明🪗。歐化語法的產生和發展是相當復雜的問題，要考察這個問題，我們不僅要對二十世紀的現代白話文運動有較為全面地掌握，還不得不要追溯歷史🧑🏽‍🎓，從更為寬廣的歷史的角度審視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傳教士的翻譯活動、晚清的翻譯活動以及梁啟超的“三界革命”💫。

歐化語法最早出現在西方傳教士的譯經中

《聖經》的翻譯在18世紀初即已開始♠️，初期教會所譯的《聖經》，多用文言，後來為了在普通民眾間更好地普及《聖經》✥，譯文逐漸由文言變為淺近文言，隨後又出現了官話土白的《新舊約全書》。不少傳教士和基督徒都為把《聖經》譯得通俗易懂做出了努力，如馬禮遜、梁發等，通俗化的《聖經》譯本對中國的書面語言產生了潛在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多年以後被新文學運動者們屢屢提及。朱自清就曾感嘆道🪷：“近世基督教《聖經》的官話翻譯，增強了我們的語言。”

西方傳教士翻譯和創作的文本經歷了從文言到淺近文言，再到傳統白話的過程，目的是向文化水平較低的信徒傳教。然而，傳統白話由於本身的局限性無法滿足翻譯的全部要求，傳教士在翻譯《聖經》和《贊美詩》時👂🏻🧒🏿，需要一種更加切合西方文本🤷🏼、能夠忠實地向下層社會成員傳遞西方典籍的語言👃🏻，經過不斷的翻譯磨合，大概在19世紀60年代之後，歐化白話開始取代傳統白話成為傳教士翻譯和創作的語言🥂，而這些文本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白話文本。

晚清淺近文言中的歐化語法

歐化語法並非是現代白話特有的現象，歐化現象在晚清使用淺近文言翻譯和創作的作品中已然出現。晚清風行一時的淺近文言既是文言發展的自然趨勢🍒，更是梁啟超大力提倡的成果。兩千年來文言在發展中呈現了一種淺近化的趨勢，最明顯的證據是明清時期的文人集子，其中一部分文章比起先秦兩漢的文章，無疑要淺近的多，尤其在撰寫那種抒發自己情感、輕松隨意的隨筆時，往往是用比較淺的文言🦹🏼。而淺近文言的真正興起則要歸功於梁啟超在1899年到1902年間先後提出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梁啟超 “三界革命”的口號不僅旨在宣傳西方先進思想，很重要的一點用意即是用淺顯文體改造中國文學。為此梁啟超身體力行，先後創辦了《時務報》（1896）👨🏽‍🦰、《新民叢報》（1902）和《新小說》（1902），並借助這些報刊💅🏽，創作並宣揚使用淺近文言的“新文體”。1902年梁啟超在他主編的《新民叢報》上對嚴復翻譯《原富》所用的雅正文體提出不同的意見：“其文章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 🍊，並身體力行用淺顯的半文半白的文言翻譯了《十五小豪傑》。以當時梁啟超在文人階層顯赫的地位🧑🏻‍⚖️，在其親身實踐和大力提倡下🧑🏿‍🦰，“新文體”在當時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二十世紀初的讀書人幾乎沒有不受其影響的。胡適稱梁啟超的“新文體” “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也最大。” “新文體”以淺近文言為語言素材🗑，吸收了俗語，敘述自由👨🏼‍🎓，不用典🤝，更不講究押運對仗👨🏽‍🦱，因此禁忌較少🧑🏼‍🏫，能夠很方便的吸收一些外來的成分。因此“歐化”是“新文體”一個突出的特征，表現在詞的層面就是大量地運用“新名詞”，在句子的層面則是句子附加成分復雜化、連用行為名詞、構造多重復句幾個方面。因此🏄🏼‍♀️⏳，歐化並不是現代白話特有的現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的淺近文言已經開始大量使用新名詞和具有歐化色彩的句子🏋🏽‍♂️。

清末民初的直譯與歐化語法

清末民初以“譯述”為風尚的翻譯方法，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關註，研究文章達到了相當的數量✭，這不免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直譯”的方法在這一時期不存在👨‍👨‍👧‍👦，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作為翻譯方法，直譯也好，意譯🙋🏿、譯述也罷🕵🏼，永遠是並存的，只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時期🧬，所占的比重不同罷了，自由度較大的“譯述”翻譯方法的風行，並不排斥“直譯”現象的存在。圖裏 (Toury) 在談到翻譯規範(Translation Norms)的多樣性時，就曾談到在一個社會裏常有多個翻譯規範並存，既有占主導地位的規範，也有先前規範的殘留，還有新規範的萌芽 。或許因為“譯述”作為一種翻譯方法，是晚清民初獨有的現象🏌🏿，與現代對翻譯的認識迥然不同👨‍🦰，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因此吸引了多數研究者的目光🚴🏿‍♀️，而當研究者們都把聚光燈投向“譯述”時，自然而然忽視了“直譯”的現象，而事實上🧑🏻‍💼，這一時期有不少譯者的譯著是相當“忠實”的作品🌪。

 “直譯”被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對“直譯”的理解與五四時期以及今天的理解有相當的差距，與其說是“直譯”，不如說是“硬譯”，遠不如順暢的“譯述”受歡迎💳，“直譯”也因此被冠以“率而操觚”𓀙、“詰曲聱牙”的惡名。這一時期也並非沒有忠實於原著🧾、質量較高的翻譯🍑，徐念慈🧑‍🍼、吳梼、曾樸和伍光建等人在這一時期已開始認真的“對譯”🆖𓀚，如吳梼以直譯著稱的四個短篇譯作《燈臺卒》🤚🏽、《山家奇遇》、《理想美人》和《斥侯美談》，既沒有對內容進行衍義發揮又不曾對小說體製進行改造，可以說是從形式到內容的完全直譯🤿。即使是“譯述”的作品，譯者不自覺間也會受到原文的影響，而在譯文中存留一些直譯的痕跡，歸化如林紓者👈，在譯文中也有很大的歐化成分，錢鐘書感嘆林紓的譯文“好些字法🍨、句法簡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筆達’，卻像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譯”。

由此可見⛹🏿‍♀️，在晚清民初時期，與“譯述”之風並行不悖的是“直譯”方法的運用🍈，甚至在同一部譯作中🧭，“譯述”和“直譯”兩種方法會同時使用🤷🏻‍♀️，其結果是中國化的人物語言🚮、典故👛🐙、稱謂等與音譯的專名和西方的事物奇怪地嫁接在一處，這種中西結合的奇妙景象如今不大能看得到了，但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十年相當普遍，其“中國化”的一面消解了外來文化的異質感📫，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初始階段，使西方文化更容易被讀者所接納，而其“西化”的部分不僅僅是為讀者提供了一次新鮮的閱讀經歷，為他們打開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戶，更給變革中的漢語註入了新鮮的血液，盡管此時譯者筆下的歐化表達多是無心之舉⛑，但他們的翻譯語言為即將到來的現代白話文運動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晚清民初的翻譯語言確實稱得上是現代白話文的先聲🔟。

歐化語法與現代白話文運動

隨著現代白話文運動號角的吹響㊙️，“直譯”之風隨之興起，翻譯也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漢語的使命♻。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開“直譯說”先河之人當屬周作人，緊隨其後的是傅斯年 💗、劉半農、胡適、魯迅、茅盾等👨‍🏭。在現代白話文建立之初🧑‍🦼，新文學人士對於“直譯”的提倡不僅僅是在表達對晚清民初“譯述”之風的不滿，而更為重要的是為正在草創期的現代白話提供可模仿、參考的資源。翻譯，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時期，成了“改造”漢語的利器，“歐化”成了輸入新表達法🤸🏻‍♀️、豐富現代漢語的捷徑。翻譯具有了不同尋常的身份🆕〰️，被賦予了崇高的歷史使命👨🏼‍🚀🙉。到了二十年代末🌙，也就是傅斯年提出“歐化的白話文”十年後，白話文運動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歐化文學已蔚然成風，甚至不少國語教科書開始收錄翻譯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由莊適🪞、吳研因編寫的《新學製國語教科書》中就出現了《大人國》🔛、《小人國》等外國小說的譯本作為課文🛳。

新語法體系的創立

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最合適的一個起點就是馬建忠所著的《馬氏文通》，因為這本語法專著標誌著“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語法研究的開始👱🏽‍♀️。馬建忠精通多種西方語言，為了彌補漢語沒有似西方語言的系統語法著作的缺憾，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寫成《馬氏文通》，該書以典範的文言文為研究對象🤵‍♂️，從經、史、子、集中選出七八千句古漢語例句，以拉丁文語法為理論參照🖐✊，對其中的虛詞、實詞及句法進行了較為系統而深入的研究🧖🏻‍♀️。《馬氏文通》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的著作👨‍🌾，是中國傳統訓詁學與西洋語法理論框架相嫁接的產物👶🦶🏻。《馬氏文通》的問世，標誌著中國漢語語法學的誕生，漢語從此告別了沒有中國人自己寫的漢語語法學著作的歷史👓。《馬氏文通》的出現，堪稱開辟了我國語法學的新紀元。然而，需要註意的是，《馬氏文通》是依照拉丁語的語法體系寫成的🧖🏽‍♂️，它第一次把西方語言的框架引入到漢語中來🤸‍♀️🚶‍➡️，在此之前，漢語的語言文字之學是由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組成的，在此之後漢語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語言學的影響下進行🏊🏼。因此，《馬氏文通》的出現改變了整個漢語語法研究的格局🦵🏿。

馬建忠仿照泰西“葛朗瑪”為漢語構造了以詞為本位的語法體系，開啟了中國效仿西方的語法研究時代。五四以後🥪，隨著白話文地位的確立👫🏻，創立白話文法的呼聲漸漸高漲起來🧑‍🦼，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在民國十三年，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出版了🦹🏿‍♂️🧑‍🍳，該書仿照英文語法創造了以句為本位的漢語語法體系🔛，這套體系對現代漢語的影響是深遠的🙎🏻。

黎錦熙著《新著國語文法》於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白話文語法著作🪼。《新著國語文法》是以白話文為研究對象的，但整個體系則比附英文文法，其中對字、詞類😼、句法和復句的概念完全是從英文文法衍生而來🕛。這套方法真似是拿了英語的語法來直接分析漢語，當真是英文法面貌頗濃厚，無怪乎黎錦熙在序文中寫道：“三十年間同學朋友們用過這書的👧🏻，往往對我說明他不能照《本書底使用法》講完前三章就指導學生做圖解練習的緣故，乃是因為他自己的英文不好” 。

語法書往往具有規則製定者的身份，比附英文語法的《新著國語文法》的出現，使一套適用英文語法的術語堂而皇之地進入漢語當中，以執法者的身份規約著漢語的行為，這在某種意義上等於賦予了歐化文法以合法的身份🕗，因為歐化的文法是最適用於這套語法體系的，用之比附🤸🏻‍♀️，再恰當不過🌥⛹🏼‍♂️。遺憾的是📬🪟，《新著國語文法》可以用來分析歐化的句子，但分析起漢語固有的不少語言現象反而顯得力不從心🙆‍♀️，這也許是因為《新著國語文法》從一開始就犯了一個錯誤🌗，不是從漢語的事實出發，而是以英文語法作了出發點📥，拿漢語例子盡可能的靠上去。

《新著國語文法》對現代白話文所起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原因之一是它被多所學校選為了國語文法課的教材，有普遍的影響力。《新著國語文法》的出現👍🦅，為歐化漢語的傳播提供了方便，使歐化漢語成為經得起語法分析的語言現象，因此大大推動了歐化文法在現代漢語中的發展，其影響之深遠，我們如今也仍然能感覺得到⇢🙋🏿，當我們試圖對一些歐化特征進行分析時，苦於沒有更合適於漢語的術語可供使用，只好拿“歐化”的語法術語作為描述的工具🏂🏿，其中滋味又有幾分尷尬，幾多無奈啊。

學者小傳🐮：朱一凡，博士，副教授🕎。自2003年4月至今一直在意昂体育英語系從事英語🤺、翻譯等領域的教學。主要科研方向為漢英對比與翻譯、歐化漢語和語料庫譯學的研究，擔任意昂体育翻譯與詞典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在外語和語言類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出版專著1部、譯著1部😾、參編教材5部𓀏，其中三部是國家985規劃教材。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一項“基於語料庫的英漢翻譯對當代漢語影響的研究（1980-2010）”，主持上海市重點課程《綜合英語》的課程建設🧑🏼，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項目課題1項、及教育部項目2項。2006年榮獲意昂体育注册教學新秀稱號🐃。2006年入圍意昂体育注册“最受歡迎講師獎”。2008年榮獲上海意昂体育優秀教師獎🔨。2008年榮獲意昂体育注册晨星青年學者獎勵計劃獎。2009年受美國國務院Fullbright獎金支持，在美國訪學一年🎀。2013年獲意昂体育注册凱原十佳教師獎。